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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貧貸乏網日報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作者:孫德宏 王杉(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
編者按
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需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當前,中華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還面臨許多新問題與新挑戰,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不斷探索嘗試。即日起,本版推出“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欄目,反映業界的好經驗、好做法以及專家學者們的良謀善策、真知灼見。
文化國際傳播是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更是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傳而不通”“各說各話”,甚至“自娛自樂”之類的情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傳播效果不佳的難題該如何解決?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需要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這為國際傳播研究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課題:怎樣的國際傳播才能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中國藝術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中國文化中心現場指導觀眾制作景泰藍飾品。新華社發
國際傳播效果如何要看受眾接受效果如何
在長期的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國的古典小說《紅樓夢》、民族歌曲《好一朵茉莉花》等作品,受到了廣泛認同和接受。其中,《好一朵茉莉花》因“旋律優美,東方韻味濃郁”而深受西方人的喜愛,成為國際上知名度最高、傳唱度最廣的中國歌曲之一。還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國際傳播,被認為是道德金律而受到普遍認可,這8個大字至今還被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廳。
這些已經取得較好傳播效果的國際傳播案例表明,成功的傳播,都是由傳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國際傳播的效果如何,要看域外受眾的接受效果如何,也可以說要看受眾接受度如何。心理學認為,“接受”主要是指因喜愛而接納外界人和事物的一種行為心理,其核心是對價值、理念、文化、審美等的認同。所以,好的接受效果取決于傳受雙方較大程度的認同。
以《紅樓夢》為例——在其早期域外傳播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關注:一是最初西方人選擇翻譯《紅樓夢》中很小的段落,用來做學習中文的語言課本;二是后來一百多年的節譯本選擇的幾乎全是《紅樓夢》中的愛情段落。前者說明,文化的國際傳播開始多是緣于接受者的“直接實用”;后者說明,愛情等生命故事是人們的“共同話題”?!皩嵱谩迸c“共同”,是文化國際傳播中接受方認同的必然表現。
人們在南非開普敦參加第二屆“文化中國·開普敦龍舟節”比賽。新華社發
后來,多種語言的全譯本《紅樓夢》陸續出現,其中以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和霍克斯、閔福德翁婿的英譯本最為著名。楊譯本是國內公認的“極佳”的譯本,但它與霍譯本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差距明顯:包括購書網站的讀者留言、大學教材引用、圖書館館藏在內的諸多具體數據表明,英語受眾對楊譯本的接受程度,明顯低于霍譯本……認真研究其原因,對我們理解“認同”“受眾接受度”在文化國際傳播中的作用會有很大啟示。比如,《紅樓夢》的“樓”的翻譯,是接近“高樓大廈”意義的“樓”(Mansions),還是接近“少女閨房”的“樓”(Chamber)?不同的選擇隱喻著《紅樓夢》不同的思想主旨。結果,楊譯本書名選擇了前者,霍譯本書名為避免直譯導致誤讀,而翻譯為《The?Story?of?the?Stone》(《石頭記》);再比如兩譯著對《紅樓夢》中“紅”的處理,楊譯本基本以“Red”(紅)直譯,而霍譯本多以“Green”(綠)意譯,因為英語的“紅”遠沒有中文的“紅”那么多的引申意義。中文的“紅”是一種象征,它有時代表春天,有時代表青春,有時代表好運或繁榮;而在英文中,“紅”除了代表青年們玫瑰色的臉和朱紅色的嘴唇以外,沒有那么多的含義。所以,為了方便英語受眾接受,中文的“紅”,在霍譯本里被翻譯成了具有相近含義的“綠”。這涉及不同文化習慣所帶來的異域受眾的接受習慣與認同……進一步說,它們都涉及了數百年來我國文化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異質性差異(文化傳統等)難題。
《紅樓夢》域外傳播的幾個現象說明,在域外受眾千差萬別的“接受偏好”中取其“最大公約數”的做法,就可能較大程度地實現傳受雙方的“認同”,就可能達到較好的接受效果。
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
三年前“云南大象北遷”的新聞傳播,為我們詮釋了如何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2021年5月末,15頭來自云南西雙版納的大象一路“悠閑北遷”。這群憨態可掬的大象在全球“圈粉”無數,國內媒體與西方媒體不約而同地追蹤報道,上演了一幕近乎“全球直播”的既可愛又具有驚奇感的“連續劇”——這群大象一路“北游”,一路“逛吃”。所到之處,人們為它們準備了充足的食物,一路投喂。相關各地還疏散了沿途民眾,封閉了相關街區,為大象讓路……這個報道引起了域外受眾的廣泛關注,收獲了一片贊揚。從傳播學角度說,這無疑是一次“自主傳播”與“他者傳播”同頻共振的成功的國際傳播;從傳播效果講,域外受眾對我國保護生態文明的努力和表現贊賞有加。
一場偶發的自然事件,何以成了一個國際傳播的成功案例?分析上述情況,我們不難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因為當今世界,人們對保護生態文明這個“理念”有著廣泛的認同;二是因為它以“共情”的方式,講了一個所有人共同感興趣的“故事”,通過傳受雙方的情感共鳴實現了認同與互鑒。
從《紅樓夢》與“云南大象北遷”的國際傳播看,它們都很好地把握了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的要求,把傳播文本內容的“共同性”與形式的“共通性”做了有機的結合,所以才有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至此,我們可以認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基本邏輯是:以思想價值的“共同性”和審美價值的“共通性”為依據,從“人”出發,以“共情”的方式“講好故事”“傳遞理念”,進而達到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目的。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融合,因融合而發展。在萬物互聯的當下,文化國際傳播要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就要改變我們以往比較習慣的“我說你聽”“我傳你受”的傳播方式。同時,雖然當今世界傳播技術、手段日新月異,但媒介形式的再大進步也不能改變文化傳播的目的和規律——成功的文化國際傳播必須堅持“內容為王”,摒棄“技術為王”“流量為王”“算法為王”等模糊認識和做法,充分關注“人類的共同性”和“審美的共通性”,努力尋找并把握傳受雙方價值、理念、文化、審美等方面的“最大公約數”,進而最大程度地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
《光明日報》(2024年06月26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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